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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德国要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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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4 10:14:06

难道德国要放水

其他回答(1个)

  • 三里屯胡小湖

    2021/5/9 4:55:34

    国家之间从来只有利益,没有友谊。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地缘政治的利益,而没有友谊。正因为地缘政治的特点,德国才会在二战前卖给中国一些军事装备,而日本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拼命拆中国的台。整个二战的风云走向,都是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




    蒋介石曾对法西斯主义推崇备至,在蒋介石的眼里,苏俄和日本是中国未来两大隐患。蒋介石于1927 年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2 月14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最低点。


    对苏交恶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德国因一战战败后失去了在世界各地的霸权利益,此时已沦为与中国差不多的地位,但其在工业基础、经济技术等方面又拥有雄厚实力,可被中国引为外援,蒋介石自然地便把眼光投向了德国,对发展中德关系寄予厚望,并积极主动地开始了他的联德工作。

    而此时的德国,国内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德国民众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德国摆脱危机。在这种契机下,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以“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号召,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后,不仅在德国,即使是在中国,也有许多人都把它当成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中国的知识界及军政界人士普遍地对法西斯主义感兴趣,大量的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很短时间内被译成中文并在书店及报摊上广泛出售。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国,考察学习。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国学习,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蒋介石本人也对法西斯主义怀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对他的中国信徒们并无多少好感,他对中华民族并无正确认识,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其在谈到“东方政策”时,仅涉及对印度的看法,而全书唯一的一处提及“中国人”时,希特勒写道,他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够加入德国生活是完全错误的”,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




    蒋介石在密谋反共时,就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1927 年底,蒋介石与朱家骅物色到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1928 年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




    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 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当年11 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这段时间,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1929 年5 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此后,先后又有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法尔肯豪森等担任顾问团团长。顾问团在华期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如1932 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 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




    蒋介石对顾问团倍加推崇和信赖,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 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




    1934 年8 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 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 亿马克。订货的种类,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 年4 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1 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




    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



    1936 年和1937 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1934 年8 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 亿马克。截至1937 年10 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物资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 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 万马克军火物资启运来华。12 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 万马克的军火物资来华。




    1937 年7 月7 日,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其中最为尴尬的则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关系正趋高潮,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刚刚结束在德国访问,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关于维护德中合作与友谊的亲口承诺。两国经贸合作轰轰烈烈,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往来亦热闹非凡。






    数月以前,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之时,是指望日本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军事强国,能够在德国未来世界战略中助一臂之力,拖住苏联与美国,因为“要想使欧洲日耳曼化这个宏大计划变成现实,必须搬走这两个巨大的障碍”。现在日本对华开战,与德国的希望南辕北辙,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



    另一方面,日本现在侵略的是一个正在供给德国战略资源的国家,中国如战败,不仅德国要失去一重要市场及在华经济利益,而且也将失去一“反苏朋友”。因此德方在内心中是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的,只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实际援华措施。




    当时在德国内部,“亲日派”与“亲华派”仍在对华外交态度上分歧很大,即便是以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为代表的纳粹党“亲日派”分子,虽然主张“联日”,但他们也不赞成日本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从而不利于纳粹党的全球战略。于是,他们也不明确支持日本。由戈培尔控制的德国宣传机器虽然在报道中日战争时偏重于选择来自日本的报道,但也不进行正面评论,保持了一种含蓄的有保留的态度。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表明日方坚决反对德国介入中日冲突。对德方不承认日本侵华是反共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谓德国此种表态已使德日联盟蒙羞,而德国的反应是,德方对中日冲突无能为力。

    8 月10 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再次赴欧活动,争取抗战外援。这次在柏林的会见虽然都是由德方“亲华派”经济、国防、外交三部的负责人出面,但由于中日战争,德方态度要冷淡得多,除此次招待外,别无应酬。随后的几次拜访,均无果而终。见在德活动无望,孔祥熙于8 月13 日晚离开柏林。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




    1937 年8 月16 日,希特勒对其部下就中日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第一,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这一观点在8 月21 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显得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第二,目前德国在中日之间应该保持中立,对中国仍然维持关系。他命令只要中国用外汇支付或用原料抵偿,过去按中德间易货协定已同意供华的武器和物资就要尽快运往中国,并“相应地运回原料,此事必须尽最大的可能瞒住日本人”,但应拒绝进一步对华提供信用贷款,或新的军火订货。




    希特勒的这种决定充分反映了纳粹党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将要起质的改变。9 月3 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他说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在这封信中,孔祥熙还吹捧希特勒是一个“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是“为正义、民族自由和荣耀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我们的楷模”。可惜的是,孔祥熙的讨好与说服并未能对希特勒起任何作用。




    1937 年10 月,随着德日关系增进,日本政府又向德方提出了新要求,要德方立即停止支持中国,否则就以中止“德日反共协定”相威胁。希特勒在日本要挟之下,决定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解除德国的困境,如调停失败则改变方式公开支持日本。于是便有了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 “陶德曼调停”,然而调停以失败告终。



    现实摆在了希特勒及德国政府的面前,他们必须要作出一个选择:是要日本,还是要中国!进入1938 年后,中德关系出现了逆转。2月初,希特勒改组政府,“亲华派”官员纷纷去职。一个完全纳粹化的德国政府在希特勒领导下对远东政策作出了新的决策。对于日本,希特勒认为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中国,德方觉得最有价值者不过是农矿产原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前者必定是最主要的,而后者则是可放弃的。于是德国开始实行“弃华联日”的政策。




    2 月20 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中国政府为了继续得到军火,维持中德关系,对德方的不友好行为保持克制。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方面继续以各种手段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希特勒按照他的既定国策,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用进一步损害中德关系的手段来讨好日本。




    1938 年4 月德方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主管对华贸易的戈林亲自下令,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军火输出。迫于此种压力,1938 年7 月5 日,法尔肯豪森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开汉口取道香港回德国。1941 年7 月1 日,德国承认汪伪傀儡政权,翌日国民政府于重庆发表中德断交宣言。中德保持了10 余年的友好关系,正式终结,两国从此走向了二战中两个敌对阵营。




    大家都看到了吧?并没有什么二战之前,面对破败不堪的中国,德国伸出的援手,有的只是利益。德国卖军火是为了换取中国的钨矿,没有钨矿,德国的坦克大炮就没芯子了。很多德国军事顾问在国军里,也都是掏大把大把的钞票请的。国民党部队装备的德式装备,那也是拿大价钱去买的。德国在抗战前不是对中国有好感,而是国民党政府对他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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